我是路易斯·菲利佩·斯科拉里,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那个被全国骂到抬不起头的"罪人教练"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场1-7的惨败依然像把刀插在胸口,但今天我想用颤抖的手,写下那些从未对外人道的真实故事。
2012年底接到巴西足协电话时,我正在广州恒大带队训练。电话那头说:"大菲尔,祖国需要你。"我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。20年前我带着帕尔梅拉斯夺冠时,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率领五星巴西在家门口捧杯。挂掉电话后,我对着珠江大喊了三声,吓得保安以为出了什么事。
你们只看到我在发布会上谈笑风生,却不知道我每晚要吞三片安眠药才能入睡。内马尔的腰伤报告、蒂亚戈·席尔瓦的膝伤隐患、浩克的体重波动...每个细节都像定时炸弹。有次训练课后,奥斯卡偷偷告诉我:"教练,更衣室里有球员在赌钱。"我不得不连夜召开队会,说话太重怕影响士气,说轻了又怕纵容,那晚我抽完了两包万宝路。
3-1赢克罗地亚那场,更衣室里小伙子们蹦跳着往我头上倒香槟时,我就该警惕的。马塞洛的乌龙球被胜利掩盖了,蒂亚戈吃牌时我居然还笑着拍拍他肩膀。现在想来,那种虚假的安全感才是最致命的毒药。记得战胜喀麦隆后,我的助教偷偷说:"教练,我们的左路防守像筛子。"我却沉浸在"东道主气势如虹"的媒体报道里。
1/8决赛对智利那天的点球大战,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十分钟。当内马尔走向点球点时,我的假牙咬得牙龈出血都不知道。赛后更衣室狂欢时,队医突然拉住我:"内马尔说后背疼。"核磁共振结果出来的瞬间,我感觉圣保罗的夏天突然下雪了——椎骨骨裂,世界杯报销。在医院走廊,我对着墙壁猛捶了十几拳,指关节现在还有淤青。
7月8日早晨的战术会议,我至今每个细节都记得。阳光透过米内罗球场的玻璃窗,在战术板上投下菱形的光斑。当我宣布让丹特顶替席尔瓦时,更衣室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嗡嗡声。后来才知道,那天德国队教练勒夫正在研究我们左后卫麦孔的跑动轨迹,而我们的分析师却在纠结要不要给球员放半天假。
克洛泽打进第二球时,我的助教抓着我胳膊喊:"教练!教练!"其实我听见了,但耳朵里像灌了水泥。当比分变成5-0时,转播镜头捕捉到我摸秃头的动作,其实我是在确认自己有没有突发心梗。最痛的不是丢球,而是每次转头看向替补席时,孩子们眼里那种溺水般的绝望。中场休息时,我对着更衣室的柜子说了二十遍"对不起",却不知道究竟该向谁道歉。
当裁判吹响结束哨,德国球员过来拥抱我时,我闻到了他们身上汗水混合着防晒霜的味道——多么讽刺,我们的球员赛前还抱怨防晒霜太油腻。走向球员通道时,有个巴西小球迷突然冲破安保把可乐泼在我身上,他哭喊着:"把我攒的球票钱还来!"那黏腻的糖水顺着西装往下淌的感觉,比任何媒体的抨击都疼。
在酒店写辞职信那晚,妻子从背后抱住我,发现我的衬衫后背全湿透了。笔尖戳破信纸三次,落款时眼泪把"斯科拉里"的签名晕成了墨团。最让我心碎的不是网暴,而是第二天清晨离店时,酒店巴西籍保洁阿姨偷偷塞给我一盒 homemade 饼干,用围裙擦着眼泪说:"教练先生,您尽力了。"
2019年我带队帕尔梅拉斯来德国踢友谊赛,在慕尼黑机场偶遇了托马斯·穆勒。他犹豫了三秒还是走过来问好,我们谁都没提那场7-1。临别时这个当年屠杀我们的刽子手突然说:"先生,你们那天的球衣颜色真漂亮,像燃烧的晚霞。"我在洗手间隔间里捂着脸哭了十分钟,原来记忆会自己找到出口。
现在每次路过里约的基督像,还是会想起2014年7月那个下午。有记者问我是否后悔接手巴西队,我的假牙在阳光下泛着光:"当你在更衣室闻到球员的汗臭、按摩膏和焦虑混合的味道时,就会明白——有些失败比平庸的胜利更接近足球的本质。"最近内马尔来我家吃饭,酒过三巡他突然问:"教练,如果重来一次..."我没让他说完就举起了酒杯,因为答案早就刻在了所有教练的宿命里:我们永远会为万分之一的可能,赌上百分之百的人生。